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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3部分（第1页）

文化部长谢镗忠参加。”

这时，胡耀邦接着说：“文革初期，中央文革小组的职权范围和所起的作用，和后来的可是大不相同。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，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些问题。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起作用。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。每星期要开一次，军队系统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参加。这时，北京发生的事情，常委们都是知道的。小平同志，你说对吧？”

“我们就是主张要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文化大革命，不准出现无政府的状况。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，他有意要打破这个框框，制造天下大乱的局面，给林彪、江青创造了条件。”

胡耀邦继续说：“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，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，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。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，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。而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，由于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规定它为：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’，使它可以逐步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，从而变得越来越活跃，越来越揽权，最后能够代替中央而发号施令。”

邓小平冷笑道：“这个小组有了权以后，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一月，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分裂，担任第二副组长的王任重、第三副组长的刘志坚和小组的顾问陶铸，先后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，以后又陆续地清除出去许多人，最后只剩下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、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了。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剥笋战术，越剥越小，最后只剩下芯了，实际上只剩下几个光杆司令了。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江青这个人是何等的霸道和无法无天，谁和她也搞不到一起去。谁要是稍微对她有损害，她就要和你弄个死去活来。别人我不了解，那个陈伯达可是跟她的。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，他都要和江青商量，然后再来和我们讨价还价。但是，当江青认为他已经没有用处的时候，就把他一脚踢开了。还有那几个所谓的小爬虫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，他们也是对江青忠心耿耿很卖力，最后当了她的替罪羔羊。江青这个人，就是我们不收拾她别人也要收拾她。她的所作所为，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。”

胡耀邦接着说：“这里有关对待周总理的态度问题。其实，江青这伙人对总理并不是满意的。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，毛主席外出，是由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。以后，刘少奇靠边站了，就由周总理负责召开中央常委碰头会，及时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各种重大问题。总理为了协调好关系，每次开会都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和顾问参加，但是江青有时就故意不去了，她公开说：‘总理的会议开得又长又多又乱，还不解决什么问题。我是不去参加总理的会议了，你们谁爱参加谁就去吧，我们小组都快成了清谈家了。’你们看，江青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。”

邓小平笑着问：“这事你怎么知道？我可是没有参加，不清楚。”

“我是作了一定调查研究后才弄清楚这些事情的。”胡耀邦说，“江青为了架空总理，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，突然指责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是支持所谓反动组织联动的，要红卫兵揪斗他。结果，周荣鑫被打倒了，周总理没有助手了，很难工作。多次提出让张春桥担任国务院的秘书长，江青又授意张春桥不去，给总理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。那时总理的工作也是艰难呢。”

彭真说：“江青在法庭调查的时候，多次讲到某些事情上总理如何如何，有些事情也是可能的。但是我们都理解总理的处境，就谅解了总理。他不违心地讲一些话，连他也得打倒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毛主席的威信那么高，大家不那样也是不行呀。”

有人马上提出问题：“到底文化大革命中这么多的错误，是江青造成的，还是毛主席的错误造成的？是江青应负主要的责任，还是毛主席应负主要的责任？现在审判过程中，有些舆论似乎是同情江青的。外电也有反映说：我们是拿上江青‘替毛泽东顶罪，江青的确是个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强硬支柱，她的一切肯定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。’对此，我们总是回避恐怕不是个办法。”

邓小平说：“这就需要我们加快起草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步伐。在此期间，不管什么舆论，还是按我们事先的口径和部署，把这场审判进行下去。独立审判嘛，就是什么干扰也不应该有，无论哪方面的干扰都应该排除。”

就在特别法庭开会讨论、研究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进行新的部署时，江青在一张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现在人人都知道，特别法庭的矛头是对准谁的，但是，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捅破这张纸。可见，说真话是多么的难。一般说，人们似乎都反对奉承或吹捧，认为坦诚和讲真话才是最高贵的品德；但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得宠的都是前者，倒霉的却是后者。这种现实的情况什么时候颠倒过来，我们这个国家就真正有希望了。

江青终于认识这一点了。但对她来说，已为时太晚了。

第十九章

江青说：“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表中央！”可廖沫沙声泪俱下的控诉，又勾起了江青遥远的回忆。

江青1972年会见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

江青盯着法庭送来的传票，好一阵发怔。这倒并不是害怕，眼下有什么可怕呢？已经造成这个结果了，就是再和他们斗，也不过就是一死嘛。她也没啥多说的话。她是想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太令她感到可惜了，她不能不埋怨他……

江青的思绪，就好比上了架的葡萄藤，东爬西牵。不过。牵得再远也离不开根。这个根就是毛泽东，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位她最敬重、最热爱的领袖，也是她的丈夫。

无需讳言，在一些问题上，她和毛泽东之间也是不一致的。当毛泽东丝毫不接受她的意见的时候，她也要生气，可她又不能发火。即使家里发生再大的分歧，她也是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，从来不对外声张一丝半点。让人始终感觉到她和毛泽东是和睦安静的。不然，那些碎嘴汉子们又可以乘机大做文章了。因此，她的火气都闷在肚子里，也免不了拿别人出出气。现在，除了在法庭上和他们大干一场外，再没有出气的地方了。

从上次开庭到现在，隔了两天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，江青被押解出来向法庭去的路上，她颇有点得意地问押解人员：“每次开庭怎么不让你们听一听呢？唉，可惜，这是一场很好的教育嘛。你们经常监押我，其实对我你们并不了解多少，听听反而对我了解了。我可不是什么罪犯，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。尽管他们把我给开除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，而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。”

江青说了半天，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听她讲，使她十分扫兴。

“被告人江青，”今天的审讯员是贡育才，他紧盯着江青的面孔问道：“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，康生按照你的要求，送给你一份绝密信，附有诬陷第八届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的名单，是不是事实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江青回答道：“当时，党中央准备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，我受中央的委托需要了解一些中央委员的审查情况。我向康生要这个名单，是合理的，也是合法的。”

审判员甘英问道：“你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，你有什么资格审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呢？”

江青恼火了，她也狠狠地盯着甘英的脸说：“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，就是代表中央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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