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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节（第3页）

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（1348）十一月，方国珍起事于台州，桑众海上。

方国珍，江浙行省台州路（治今浙江临海）黄岩人。浮海贩盐为业。家世业农，佃种为生。父亲柔良，每为田主所欺。时“黄岩风俗，贵贱等分甚严。若农家种富室之田，名曰佃户，见田主不敢施揖，伺其过而后行。谷珍（即国珍——引者注，下同）父为佃户，过于恭主。谷珍兄弟四人既长，谷珍谓父曰：‘田主亦人尔，何恭如此？’……父卒，兄弟戮力，家道渐裕，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。一日，主、仆至其家，盛馔宴主，先以美酝醉死其仆，而主亦醉死焉，皆醢其尸于酒瓮。”日久，事渐露，为主家所告，官府遣人往捕，遂杀捕者，起事1。

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，一军皆没，朵儿班只被俘，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。朝廷剿抚意见分歧，暂从其请，授官庆元定海尉。国珍回故里，而聚兵不解。

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，泄私愤，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。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，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，与元军周旋，希冀以造反的方式，扩充实力，邀官请赏。十年（1350），进攻近海州县借粮，俘元帅扈海，进而进攻温州。烧掠沿海州县后，再入海。

十一年（1351），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，总兵至庆元（今浙江宁波）。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，进驻温州，讨方国珍。泰不花招募知天文、地理、兵机、战策之士。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，与庆元约，于六月南北夹击，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。至朝，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，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，官军不战而溃，赴水死者过半，孛罗帖木儿被俘，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。七月，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、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、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，设巡防千户所，以方国珍兄弟为长、贰，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，由朝廷发给官、兵粮饷，国珍再降。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，遣散招募的兵众，拘收船只、兵器。

时红巾军起，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，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，方国珍疑惧，又叛。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，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。国珍益疑，以舟突袭海门，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，船触沙，不能行，与国珍遇，战死。

十二年（1352），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，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，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，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；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。八方国珍攻台州，被也忒迷失、黑的儿击退。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。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，他常以袭击的方式，俘虏元朝官、将，为自己请降，乘机要求官赏。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，影响漕运；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，故每欲招降。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，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。

十三年（1353）正月，方国珍又降。十月，授国珍徽州路治中，兄国璋广德路治中，弟国瑛信州路治中，令交出船只，遣散兵众，督促赴任。国珍疑惧，不受命。遂拥船千艘，据海道，阻绝粮运。

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，获罪。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，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皆总兵讨方国珍。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，以纳麟哈剌为元帅，备御方国珍。纳麟哈剌治铠仗，理舟楫，运粮饷，以给军用。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。

至此，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。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，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。十六年，方国珍再降，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，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，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，兼防御海道事。

十七年（1357），受江浙行省命率温、台、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。十八年（1358），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海道运粮万户如故。五月，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。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，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，为朝廷所倚重，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，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，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。北上余姚、上虞，控地与张士诚接。

时，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，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，十二月，遣人招谕方国珍。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，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。于是在1359年（元至正十九年，小明王龙凤五年）致书朱元璋称：“国珍生长海滨，鱼盐负贩，无闻于时，向者因怨构诬，逃死无所，遂窜海岛。为众所推。连有三郡，非敢称乱，迫于自救而已。惟明公倡义濠梁，东渡江左，据有形胜，以制四方，奋扬壤武。以安百姓。国珍向风慕义，欲归命之日久矣，道路雍遏，不能自通。今闻亲下婺州，抚安浙左，威德所被，人心影从。不弃犷愚，猥加诲谕，开其昏朦，俾见天日，此国珍所夙愿也。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，或有指挥，愿效奔走。首言为定，明神实临。”2于是献黄金五十斤，白金百斤，金织文绮百端。三月，再遣使献温、台、庆元三郡，并以次子方关为质。朱元璋却还其质子，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国璋右丞，国瑛参知政事，国珉枢密分院佥院。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，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。“心持两端。觇伺成败”3。十月，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，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。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，张士诚为太尉，国珍为平章，朝廷“虽縻以好爵，资为藩屏，而贡赋不供，剥民以自奉，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”4。方、张互相猜疑，“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，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。”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、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，伯颜帖木儿“正辞以责之，巽言以谕之，乃释二家之疑”，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。

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，既受朱元璋官印，又依旧奉至正年号，运江南粮以助元。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，东有张士诚，无力对浙东用兵，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，以威势暂事羁縻。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，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。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、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，以成犄角之势，暗中与朱元璋抗衡。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。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，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，控制着温、台、庆元地区，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，分省庆元。

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，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，朱元璋回报以纱绮、鞍辔。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，进位太尉，江浙行省左丞相。

至正二十七年（朱元璋吴元年，1367），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，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，称待朱元璋取杭州，即纳地降吴。

九月，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，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。败其弟国瑛，克台州。十月，朱亮祖下温州。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，十一月，汤和攻下庆元。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，和率军追袭，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。其部将徐元帅等降，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。明洪武元年，方国珍至建康，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，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。洪武七年（1374）死于南京。

注释1黄溥《闲中今古录摘抄》，转引自杨讷等编《元代农民战争史料，琅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，《明史》等载，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，有司发兵捕逐其党，多株连平民。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，被后者告至官。官兵追捕急，遂亡入海。此说显系国珍自述，或当有所回避。

2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。

3刘辰《国初事迹》。

4《元史·食货志》。

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，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。除仁宗、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，随着皇帝的更迭，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。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，武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。两都之战，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，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，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。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，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。

仁宗、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，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；文宗曾有志复兴，而享年不永；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，不得施展其抱负，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，沉湎于女色和享乐。由于权臣的干扰，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，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，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，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。每一个突发事件，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。

自建国以来对宗室、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，皇帝、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，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，统治机构迅速腐朽。贿赂公行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，不胜枚举。“其问人讨钱，各有名目：所属始参曰‘拜见钱’，无事白要曰‘撒花钱’，逢节日曰‘追节钱’。管事而索曰‘常例钱’，送迎曰‘人情钱’，勾追曰‘赍发钱’，论诉曰‘公事钱’。觅得钱多曰‘得手’，除得州美曰‘好地分’，补得职近曰‘好窠窟’。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”1。

皇室、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，残酷的剥削，繁重的赋役，加上吏治的败坏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激化了阶级矛盾，某些权臣、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，又使民族矛盾加剧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、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。这一切，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。

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，灭宋后，太平日久，民不知兵，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，战斗力大大下降。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“将家之子，累世承袭，骄奢淫逸，自奉而已，至于武事，略之不讲，但以飞觞为飞炮，酒令为军令，肉阵为军阵，讴歌为凯歌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”。

世祖、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。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、发展生产的措施，却不断遭到奸臣、权臣的干扰和破坏。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，更使贫苦农民破产，甚至卖儿鬻女。

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，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，造成了财政的困窘。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，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。脱脱改变钞法，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，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，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当时流传的一道《醉太平小令》，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，分析得入木三分：堂堂大元，奸佞专权，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巾军万千。官法滥，刑法重，黎民怨。人吃人，钞买钞，何曾见？贼作官，官作贼，混愚贤，哀哉可怜！

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，这首《醉太平小令》，因“切中时病”，故当时“自京师至江南，人人能道之。”2。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，元顺帝时，天灾也不断发生。元统元年，京畿大雨，饥民达40万。二年，江浙被灾，饥民达59万。至元三年，江浙又灾，饥民达40万。至正四年，黄河三次决口，饥民遍野。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，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。

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，“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，实基于上下因循，狃于宴安之习，纪纲废弛，风俗偷薄，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，所由来久矣”3。

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，韩山童、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，头裹红巾为标志，称“红巾军”，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，故也称“香军”。于是长江上下，大河南北，所在蜂起，皆号红巾。“时徐寿辉等起蕲黄，布王三、孟海马等起湘、汉，芝麻李起丰、沛，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”4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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